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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精讲的国学境界(一)《大学》翻译及注释

2019-08-12 09:14 来源:未知 浏览数:

  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精讲的国学境界(一)《大学》翻译及注释。王岳川:大概是上小学以前。我外公——饱读诗书的一位老先生在我四岁时教我读《千家诗》。其后,有一天他开始给我讲“小学”,读什么呢?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简单的说就是:第一懂得进退、秩序、规矩,就是礼仪。乐当然就是音乐、乐教,古代的诗歌,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咏而歌之,读的诗,包括一些诗经篇章。然后是“射御”,当然太小了不可能做到,就是射箭,驾驭车辆,这是过去说的少年必须要完成的。最后是“书数”,书呢,要写字,同时书还有书写,还有文字的意思,要辨识六书,就是清朝人的《六书通》,还有汉代的《说文解字》,要认字。数,就是有点像今天的算术等等。

  长大一点,明白了“大学”要读经、史、子、集,既要读《》,还有五经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那个时候只略知道,但是不能理解。等我上中学的时候,有的时候读到,或者是五经当中的某一句,豁然开朗,才意识到当年外公让我读经典之书是多么有先见之明。

  其后读《》,已是到了高小到初中阶段。高小阶段经历“”乱象,我只好下乡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。当时我的行囊里就有删节版的《论语》——“”时《论语》(节本)成为了对象,“批林批孔”,从侧面我又复习了一遍孔子的《论语》。他们什么“四体不勤”,“五谷不分”等等,这些理解偏颇,原文,无限上纲。我举个例子:子从叶邑出来迷了找不到孔子,只好前去问于耕种的老农夫,老人回答说!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孰为夫子?”这句话被解释为孔子脱离劳动实践的。其实,是主语看错了——老头说“我四体不勤,脑袋已经转不动,五谷不分,眼睛分不清楚了,没看清楚你的老师是哪个”。这当然不是在孔子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。我当时意识到《论语》被人误读成这样子,也只能。最初读《》的经历大概是这样。

  王岳川:不一样。第一次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应该是在高中时期,尽管《》接触比较早,但那个时候大部分接触《论语》比较多,《孟子》只是读了小部分。到了高中时期,我喜欢上了书法,有一次用蝇头小楷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抄一遍。它们的文字很短,没有标点的线字左右,抄一遍才发现很难读。《论语》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,都是一些师生的问答很口语化。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就已经变成理论抽象集结,就像一个专家对某个领域的精辟理论总结,很难懂!很多人读五经就出现偏读——只读《论语》,甚至有些孩子整本《论语》都能背下来,大概有一万六千字,《孟子》挑一些熟悉的读,而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置之不理。有个节目叫《百家讲坛》,它开办了20多年了,一部《》没有讲完,只讲了《论语》,以及《孟子》的某些思想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缺席。我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,我做的也是国学,又重温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那个时候才发现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思想,比起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来说一点都不低,相反更加精炼浓缩,它是理论的高度总结,非常精彩。

  王岳川:十九年前,我刚从国外担任客座教授多年回国,2001年底栏目组请我去讲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《百家讲坛》记得大概是2001年底开始举办的。我是最早的者之一——2002年4月我讲的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未来》,探讨中国文化,展示古代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,最后进入太空文明,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文明。我在国外写完一本书《中国镜像》,2000年出版了。还有一本手稿《发现东方》在完善之中,2002年也出版了。于是,我收到凤凰卫视《世纪讲坛》邀请,去讲《发现东方》,讲后海外的华人反响很大,收到了很多来信。

  其后,邀请我讲国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很快录完23集,每一集30分钟。在“考试频道”后,我把文稿整理成书《大学中庸录》,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,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。这本书销售很火爆,连续印了好多版。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我录音,整理成书《君子之道——王岳川教授讲大学中庸》出版了,反响很好,不断再版。

  可以说,我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已经讲了近20年,出版著作两部。现在收到喜马拉雅邀请讲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我不打算重复过去的研究,而是重新审视这两部国学经典,尽可能讲出新世纪的新高度。需要说明的是,别的者,面对录音机是从容地读自己的书稿。而我是面对录音机,面前放一张简单提纲,现场边思考边讲授,难度很大。

  “国学”这个名称是悲怆的。孔子时期叫儒学,汉代叫汉学,宋明叫理学,清代叫朴学,清末民初叫国学。国学是救亡图存时期,中华民族到了最的时候,保存国粹时由初年的学者提出来的。国学要民魂,重塑国魂,道漫长。哲学强调哲学是向死而生,哲学就是学会如何去死,死得。其实中国早就说这个话了。孔子说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;司马迁《史记》“人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;毛也说,“生得伟大、死得光荣”。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大事。如何才能生得充实、死得无遗憾,实在是智慧人生应该观照的事情。这些问题,我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精读中,都会慢慢开化。

  王岳川:清代和疑古者有这种看法,但是我认为宋代朱熹的做法没有错,其实在朱熹之前二程也这么做了。你刚才说到梁启超,我想说几句话。时期的知识关于国学的看法不要太在意,他们是国学底子是有,还有晚清的一些小学底子,但他们的思想和文份出问题了,急于否定中国学术,无限想象思想。什么神圣,中国落后,什么孔家店,全盘西化,什么崇尚改制,怀疑伪经,什么疑古,废除汉字,不一而足。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开始,就出了很多的问题。康有为人品很差,他的伪经考,孔子改制考,包括他对书法扬碑贬帖的看法大多是错误的。而且时期知识多属于救亡图存,他们把中国学问看是无济于事,将学问嗤之以鼻,一味,我认为这可能开始了不对的学术方向,甚至会后学。时过境迁,过了一百年,当时很弱的中国变成了世界强国,今天应该正视新的国学风范,不要把康梁的东西包括五四胡适孔家店、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东西太过当真。在我看来,知识人的问题和问题意识相当部分已经过时,过时的东西已然成为了历史。今天,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中国问题,是全球化时期全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,有必要从新的文化自信角度重新解读国学。

  王岳川:朱熹想建立一个入门之经。他认为《大学》是入门之学,相当于学术,避免瞎撞浪费时间。儒学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,整个中国的古籍有多少本,据不完全统计,包括《四库全书》在内是25万多册。人只能活三万天,《大学》翻译及注释是读不完的。朱熹把精彩之作浓缩又浓缩,抓住纲目关键,是有他独特的思考的!汉代“五经”形成体系,清朝《十三经》已经形成体系。宋代朱熹用了20多年编一本《集注》,就是大道至简!凡是伟大的思想都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,凡是伟大的体系都是直指而能够看清楚。相反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,云山雾罩,就没有人去读了。《大学》用1500多字作为《》开篇,用了极其简洁的语言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,就把人从存在混沌状态引入到明晰状态,从人生迷茫的状态引入到生命启蒙状态,启开,去掉心中的蒙昧。朱熹读《》,王阳明更加重视读《》,尤其重视读第一本《大学》,可见其宋、明两代的儒学大家都很重视用它来。

  第一本,要读《大学》。明白《大学》三纲八目。三纲:《大学》之道,在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八目: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、平天下。其实指出了儒学的道,就是从格物开始,修身为本,而最终是要、平天下。《大学》首先通过格物的方法,穷究的原理,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。二,“致知”,把所谓的外在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一种智慧,而那些对抗大自然、大自然、大自然的人最终将受到规律的惩罚。三,“诚意”,“意”是没有显示和言说出来的思想,主要是内在的活动和心灵的一种波动。这个时候叫“诚”,叫“慎独”。四,“正心”,正心就是为公心而放弃欲,而把心换成一种的公心。五,“修身”,言辞要雅逊,合乎规范,行为方式和仪态要中和、平和,而且身心合一,不能是面和心不和、身心相分、口是心非。六,“齐家”,在整个家族当中显示出自己卓越的管理能力、协调能力和整齐整饬的能力。七,由家及国,把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合二为一,对待国家和人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人员一样充满了爱心。八,使。当然,就历史语境而言,当时所说的国主要指的是诸侯国,当时的天下是四海之内。与今天的全球和世界有区别。但今天在全球化时代,也可以放宽眼光,把天下看成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,从而发掘引申出思想中合理成份,放眼整个世界的风云际会。

  第二本,朱熹认为要读《论语》,为什么呢?《论语》是春秋时期首创 的一部“对话语录体”文集,由孔子及再传编纂而成,记录孔子及其的言行,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,是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。论语广集、、文化、修为等等,广泛地涉及各个领域,学生提什么问,老师就要回答什么,甚至有人问怎么种庄稼,怎么做官,老师都要回答。《大学》是精辟的精粹的,“极高明而道中庸,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“精微”,那么,《论语》就是“致广大”——非常的、庞大的体系,到天地如此之神秘,万事如此之壮阔。

  第三本,朱熹认为要读《孟子》。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继承孔子“道统”的人物,后世尊称为“亚圣”。《孟子》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的语录体,由孟子及其共同编写完成,“以仁为本”,详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、言论和事迹,是了解孟子哲学、、教育、伦理、文化主张及其学说可靠文献。孟子的仁政——学问不是欣赏,而是要为国家服务。仁政,民为重,次之,君为轻。强调国君如何从政,如何当国君,国家如何能强大。学问不是孤芳自赏,最终要为民族家国服务。

  第四本,读《中庸》,明白中庸之道。应该说,《中庸》是《》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,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。史论结合,纵横交错,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,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,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。对此朱熹总结道:“其书始言一理,中散为万事,末复合为一理。放之则弥,卷之则退藏于密。其味无穷,皆实学也。善读者,玩索而有得焉,则终身用之,有不能尽者矣。”怎样才可以自己的长久而正确呢,读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在中国哲学体系中相当于辩,辩常的对“度”的把握。一般说的“度”形式上是一个天平,但天平有个很大的问题,左边搁一公斤物体,右边就需要一公斤砝码,它才会平。左边要搁一泰山,右边搁泰山般大的砝码,有吗?没有。中国的不这么干,中国人不这么干,怎么做呢?左边搁一泰山,右边还是那个砝码,他把中轴线右移,就变成称中药的秤,四两拨千斤,秤砣移动就把这个“中”的平衡找到了,这就是“中庸”。《中庸》是一个很微妙的四两拨千斤对“度”的精准把握,这是一个方面叫“空间”。还有一个方面,就是对时间的把握——本体论时空观,时间的把握就是朱熹那句话“庸者常也”。“常”有两个解释,第一是恒常不变,第二是——经常、时常。于是,就出现了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——不偏不倚,你不了两三个月,不了一个月,就做不好。给列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“中”——不偏不倚,第二就是要“庸”,就是要“中”并到底。

  王岳川:历朝历代对自己的生命践行选择中,都有几条。曹雪芹当时是属于比较边缘化的人物,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宝玉身上,使得贾宝玉带有曹雪芹自传的色彩,是曹公集恋爱(意淫说)、补天济世说、两赋说于一身的“领会者”形象——鲁迅说“悲凉之雾,遍被华林,然呼吸而领会者,独宝玉而已”。我研读《红楼梦》多年,体会道《红楼梦》几个主人公构成了生命探索四条。他让几个主人公找到自己的,比如说:黛玉喜读庄子走的是之,宝钗要宝玉考科举走的是的道,妙玉古佛青灯走的是佛教的。你注意到这三个女孩子的名字,正好构成了“宝玉”的名字,而他们的就是儒、道、佛,但这三个人都没有走通。为什么呢?宝钗最终活守寡,没有走通向功成名就之;黛玉找到心灵的应答灵魂的共鸣者,但在“一死生”中最终含恨死去;妙玉古佛青灯,但最终被强人掳去泥淖中。这三个女孩子的儒道佛之都没有走通。

  但是有一个人走通了,这就是“混世”贾宝玉。他是无所不作,大致记得《西江月》调侃道:“潦倒不通世务,愚顽怕读文章;行为偏僻性乖张,那管!……天下第一,古今不肖无双”。可谓入木三分。他早年顽劣不堪,喜欢吃丫鬟们的口红,还不喜欢读书,常常,和戏子们互相来往,甚至还有同性恋倾向,……被他父亲打了一顿。宝玉正是曹雪芹“两赋论”的代表:“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,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。置之于万万人中,其聪俊灵秀之气,则在万万人之上,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,又在万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,则为情痴情种,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,则为逸士高人”。但宝玉出狱后落入到生活的贫困底线,成为打更敲钟人,到了晚年一无所有。最终他彻底悟道,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风雪中,穿着一身大红猩猩毡出家了——终成!《红楼梦》给人的就是坐在屋里的古佛青灯未必能成,而生活的让贾宝玉最终能够超越了他生活的局限性——纨绔,富豪之家,“情不情”——终于成了一个的人。

  至于《红楼梦》曹雪芹对的贬斥,在明清小说中比较常见。比如说《西游记》对非常贬斥,什么道理呢,是当年吴承恩在写《西游记》的时候,当时明朝对大加,满眼都是道观烟火,他很反感,因此反其道行之,在《西游记》里把置于佛门之下,经常诽道,把写得很不堪。曹雪芹在清朝的时候同样是这个情况。清朝科举制度非常强大,以后达到了鲁迅所说的“吃人”的程度。曹公对清代当时那种没落——变成书虫、蛀虫,不敢去进行思考,只去做文字朴学,甚为痛恨,反对科举。这里要分清楚有几个,明白《红楼梦》反的是哪一家。

  一般在学术史上分成四家:第一,原始,就是说孔、孟、曾参、颜回、子思,充满了活力的天行健的原始儒学;第二,到了汉武帝时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汉代儒,带有天人相交、君权神授的神秘主义的,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儒教;第三,宋学,里边禅学思想和哲学思辨型的思想,是禅学化;第四,现代新。唐君毅、牟三等港澳台的一些学者在留学回来以后,用康德、黑格尔体系来儒学的新。我认为梁启超大概出于对宋明儒学乃至清儒的反感罢。

  而今天我在喜马拉雅精读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却不是重视宋明儒更不是清儒,重视的是原始。原始是刚健清新的开创者,是创立思想江山的原创者。而原始后面的人,乃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,不能把打在先秦原始身上!我认为今天重要的任务是重新解读原始清新刚健的大同,而不是去继续愚蠢地毁损国学。

  王岳川:我出差比较多,尤其是这十几年前,去了40多个国家。我的行囊里面总是有一本《》,背是很早就会背。但说实话,很多人背了而不知其意,要正确的理解,包括所说的“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之谓教……”就这《中庸》开篇词,里面的“大词”没有几个学者把它说清楚:什么叫天?什么叫命?什么叫性?什么叫道,什么叫教? 都囫囵解释一通,甚至某有很多学者读经史,都成了百姓厌恶的心灵鸡汤。

  真正的学者读经不是这么简单,通过千百次精读思考,要深刻认识到“经”的根本——本、末、终、始、先、后。“认”和“识”是不一样的,“认”一个人和“识”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“认”一个人一眼就可以认,而“识”一个人要一辈子,这叫做“遥知马力,日久见”,才能叫做“识”。比如:什么叫做天,那就多了,我给法国出版的一套丛书写一本《天》,只研究这一个“天”字,我写了十万字。什么叫做命,那就更多了,为什么“命”中国要加“运”?去琢磨,命是不可改的规律,不可改的发展方向,而运是可以改变的。精解精读,就要逐字逐句读解,找到经典的根。我注意到,对国学“鸡汤化”、“娱乐化”的是致命的,而一些名人对国学的同样也相当致命。哲学家黑格尔《论语》说这本书写得很差,都是一些生活常识和,还不如当时不要翻译成西文,这样中国孔子还可以去蒙人,现在翻译完了孔子形象就崩塌了。这种低级错误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浅薄文化沙文主义。这中外两种对儒学的有意误读和,我们都必须在解读中逐渐展开正面回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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